岷县博物馆藏明封大宝法王哈里麻得银协巴造像考

岷县博物馆  刘虎林

       岷县博物馆藏铜鎏金祖师坐像一尊，高58厘米，底宽41厘米。祖师像仿祖师生时面貌塑造，直眉细目，高鼻小嘴，广额阔耳，双目低垂作沉思状，相貌年龄约30岁左右。头戴黑色僧帽，身着袒右肩袈裟，袈裟由连珠纹及錾刻的折角纹分隔成田相格，田相格中间凿刻一朵五瓣莲花，袈裟边缘有两条联珠纹及錾刻的花边组成的图案，衣边上刻画两道精美花纹，由里向外依次为莲花、卷草纹和麦粒纹。袈裟外披帔帛，帔帛用高起的垂直衣纹分隔，上雕刻有连续的圆形莲花纹饰。袈裟如濡湿一般紧贴祖师身躯，胸部高挺、肩膀宽厚浑圆，手臂下垂，趺坐的双腿很敦实厚重。祖师右手结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全跏趺坐，下承仰覆莲座，祖师像与莲座整体铸造，莲瓣宽肥饱满，而且在莲瓣头部雕刻卷草纹。莲瓣上小下大对称排列，莲座上沿饰大联珠纹，下沿饰小联珠纹，在莲座的底边留有一些深深的剁口，封底遗失。铜质细密，铸完后进行镀金处理，金质纯厚，亮丽悦目。

       从祖师像头戴黑色僧帽，说明祖师身份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白教）的支派噶玛噶举派活佛系统之一的“黑帽系活佛”； 从袈裟如濡湿一般紧贴祖师身躯，高挺的胸部、宽厚浑圆的肩膀，下垂的手臂，趺坐的双腿很敦实厚重，这些佛像身躯壮硕的特征正好与明代早期造像时代风格相吻合，但是一些局部或多或少地融入了印度和尼泊尔造像遗风；从里胎及剁痕看，此像采用中原传统失蜡技术由黄铜铸造，封底盖的方法为剁口法，与西藏、印度、尼泊尔等地采用包底法不同；从铜质、铸造工艺、鎏金工艺、莲瓣特征分析此像为明代早期北京宫廷造像。综上所述，初步判断此像为明代早期北京宫廷造噶玛巴祖师像。

       在《西天佛子源流录》（成书于明英宗正统十二年，岷州卫藏传佛教高僧班丹扎释七十岁时，记述其生平的一部书）宣德尊崇教法荣显品第六中记载：“金书番字大藏经一藏，计一百八帖，语录藏经一藏，计二百二十一帖，皆出佛子衣资所造，药师佛坛场一座，葛里麻巴上师一尊，药师灯一对，玉花瓶盛纯金所造枝茎叶五宝供花一树，大银灯盏一个，重三百五十两，镀金铜起花大曼吒辣三座，供器全，中贵大臣太监王公瑾所施。”《安多政教史》644页中记载 “先前彼师四十一岁的火鸡年（公元一四一七年，明永乐十四年，丙申），修建了隆主德庆林（大崇教寺的前身）的佛殿，包括寝宫大厅在内的密乘院中，供有和拉萨觉阿X尊像加持力相等的称为大崇教寺觉阿像，这座圣像悬坐在宝座之上，据说是从赤铜州请来者，以及以婆罗树雕成的金刚持像等；还有哈立麻大宝法王像，作为法王的修持本尊而设置的大轮圣像，四臂怙主，多闻子，坐在黄金莲花宝座之上为龙举起的白度母圣像，嵌镶着映青、映红、绿玉等宝石及珍珠等，极其庄严妙好……”

      《西天佛子源流录》和《安多政教史》互为印证。证明岷县博物馆藏此尊噶玛巴祖师像原藏于班丹扎释的主寺大崇教寺（隆主德庆林寺），并由宣德年间任“御用太监”的王瑾为布施。

      《西天佛子源流录》中所提王瑾在是一位深受皇帝信任、参预军机大事、地位和宠遇非同寻常的宦官。王瑾与班丹扎释有数十年的深厚法缘。《西天佛子源流录》记载，宣德戊申年（1428年）“六月，广东韶州府六祖南华寺僧童邓、真性等五十六名赴京请给（度牒）不得，来乞哀于佛子，而佛子亦悯其诚。时太监王瑾为佛子请奏于上，遂得请给。”宣德四年（1429年），班丹扎释在家乡修建的大崇教寺落成之时，王瑾布施许多出自明宫廷佛作的珍贵藏经和佛像、法器。正好印证了此尊噶玛巴祖师像为明代早期北京宫廷风格造像。

      从这尊葛里麻巴上师像的来源排除了它是第六世及以后的噶玛巴祖师像的可能性，纵观第五世及以前的噶玛巴祖师，只有第五世噶玛巴祖师明封大宝法王哈里麻得银协巴与岷州大崇教寺寺主大智法王班丹扎释法缘深厚，班丹扎释一生五次奉旨进藏其中三次就与哈里麻得银协巴有关。《安多政教史》载“二十八岁时，作为仲钦巴的侍从，于南台觐见太宗皇帝。第二年，为了迎接哈立麻得银协巴，派往多麦扎沃泽岗的途中，被任命为哈立麻得翻译，回到京城时，喇嘛仲钦巴已经圆寂，举行追荐的法事，在五台山建立了佛龛。皇上选派彼师为首的戒行清净班第三十九人为哈立麻的随从。三十三岁，作为哈立麻得侍从抵康地噶尔寺，第二年，居于粗普寺。永乐二十一年，水兔岁（癸卯），为了审查大宝法王哈立麻的呼毕勒罕，派彼师前赴卫地，于第二年起程，时法王的呼毕勒罕住在工布咱日山，木蛇年（公元一四二五年，明洪熙元年，乙巳）前去叩谒。当时，找不着道路，而雪山自动崩坠为之开辟了道路。又启程前往京城朝觐宣宗皇帝于武英殿。”

       在《西天佛子源流录》佛子依师出家修习果行品第四记载班丹扎释二十八岁时，随法尊师到于南京，住鸡鸣寺。二十九岁时，奉太宗文皇帝命，迎请大宝法王，奉法王至京，住灵谷寺，倾心奉侍法王。日夕，听法人皆谓曰：是佛子也，于法有缘，深契法王慈意，法王说法之时，侍立左右，为人译法。佛子以本师圆寂于法王，上师百余僧，处散大布施，广建坛场，好事作大功德，及往五台山为师造塔，既落成，修庆讚法事，延众知识修建好事。满散之日，空中晴明，现一圆光，内有文殊圣像在于光中，复有光明如盖、如旛、又如莲花，彼时僧众檀信，皆大欢喜，无不顶礼，生希有心，皆云：“佛子诚孝力之所致也。”錄中不称佛子姓氏、法号，唯称佛子者何？盖编集士不敢称名，惟遵封号所称也。永乐弘恩嗣佛子印品第五永乐丁亥，闻太宗文皇帝，以佛子盛年，才行老成，命侍大宝法王，嗣佛宗旨，传佛心印及诸观门。三十三岁，随奉法王回西域乌斯国，于粗卜寺精修禅观。

       永乐弘恩嗣佛子印品第五四十七岁，太宗文皇帝仍命佛子往乌斯国，穷究教法，审察葛哩麻巴上师，是否再生路经。本土所在人民，见百十人衣冠伟然，驻马路侧。佛子至近，须臾隐没，人皆顶礼而相谓曰：“彼众必是本境山神土主，化作人形，来迎佛子也。”及至本寺，初秋时节，广请僧众作庆讚法事。佛子躬率徒弟数十众，修建金刚界坛场，国师坚粲为首，高日斡等修建五大中围坛场。中原僧众四十余人修建孔雀佛母坛场，尽三昼夜，满散之期，於众高僧宰官檀信数千余人，周遍衬施，无不欢悦。既而入番，途路旷达，野贼番徒不时出没，邀截路客。一日正行之，次番贼数千辈来劫财物，各持兵器，箭射如雨。佛子于贼众中不被所伤。贼方退却，诸弟子等甚是悲惧。佛子尔时嘱弟子云：“汝等勿忧，亦是我等宿业所致，心亦安间，恐失功课，捏沙数撮，修设施食。”彼时佛子与其徒众，惟有稞炒，日惟一食。渐次饥苦而行，八月始至乌斯国界。将已衣资尽行舍施，斋僧万余親施，周遍哈萨寺内。释迦像前，奉衣奉金，诸德师处，参谒親施。其年冬月，住紫罗寺

，入期观修。明年三月，佛子携徒沙迦室哩等二十余人往恭卜国，追访葛哩麻巴上师生处。彼处人民生拗粗犷，途路崎岖，山水险隘，至其疆界，经雪山下过，彼处人言：欲过此山，除单人马陆续可行。是夕遂憩山下。有一侍者，名曰：桑领，梦诸番童扫雪开道。侍者谓曰：汝童子众，何由扫雪？童子答曰：葛牙答罗山神来迎佛子，先令我辈扫雪净道也。黎明，发足至雪山下，雇数壮夫引路而行，虽平地，雪约二丈余深。先令壮夫及徒众以足踏实其雪，次令驮马随行。正至雪山中际，雪深迷道，无路而出，徒众怆惶忧恼，无计可施。佛子尔时祝山神云：葛牙答罗，我由奉天子命及佛教故，勤苦不惮千里而来，汝今何不施大神力，为我方便，得路过山，是汝德也。方祝愿已，遥闻响振之声，其山摧拆雪乃迸裂，现出道路，始得徐行，二日之间方过此山。达恭卜国参见葛哩麻巴上师，彼时上师甫及十岁，究知上师既生月余，一僧往逻，视僧便笑，甫及周岁，三生之徒，国师果鸾躬自往视，一见趋怀，话前生事及佛子正受孤噜约葛观门时，佛子尔时自默念云：“此葛哩麻巴真耶？伪耶？”正犹豫间，葛哩麻巴尔时遂不说，取纸半幅，书写中国“佛”“法”“僧”三字，掷与佛子，忆想葛哩麻巴先世曾写是字，知真实是也。又于一日，谓佛子言：“昔日长足法师智光，其安乐否？”又示行像，佛子乃信，实是葛哩麻巴真后身也。

结论

      《西天佛子源流录》和《安多政教史》的记载又一次印证了岷县博物馆藏此尊噶玛巴祖师像为第五世噶玛巴祖师明封大宝法王哈里麻得银协巴造像。出自明早期宫廷造像机构—佛作，由宣德年间任“御用太监”的王瑾为班丹扎释的主寺大崇教寺（隆主德庆林寺）布施，长期在寺庙供奉。

       此尊造像体现了明代藏式佛像和宫廷艺术的最高成就；体现了明代冶炼和铸造技术的高度发展水平；整体造型完美，材质优良，雕工细腻，雍容华贵，流光溢彩，具有宗教、历史、艺术和科学多方面价值，见证了明代汉藏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见证了明代汉藏民族之间深度的文化艺术交流；反映了明代藏传佛教思想发展和祖师崇拜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