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岷州志》初探

中共岷县委党校  郭绪怀

地方志是专门记载某一区域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风俗的综合性史书，它汇聚一个地区从古代到现代，从自然到社会的所有资料，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1]我国古代的方志出现很早，西周即有四方之志的说法，《大元一统志·序》：“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由来，尚矣。”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 国的史书是方志最初的源头，如晋国的《乘》、楚国的《檮杌》、鲁国的《春秋》等[2]。汉魏两晋时期出现了记载地方历史的书籍， 如赵晔《吴越春秋》、常璩《华阳国志》等承前启后的地方志书，对后世地方志的成型有很大影响。隋唐时期，各地出现图经类著作，包括地图和文字，是地方政府向中央上报的最早的地方志。南宋时期，地方志的编写基本成型，出现一些反映地方历史优秀著作，如范成大《吴郡志》，记录南宋以前苏州地区的历史状况，至今仍是受人称道的一本方志。明清时期，地方志的编写达到鼎盛时期，除了私人编修的方志，官方大力提倡地方志的编写。目前我国存有的方志，据统计约一万种，占我国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绝大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编纂的，其中清朝数量尤多。

甘肃方志编写在唐以前较为发达，其中以反映河西地区的志书尤多，如敦煌刘昞的《敦煌实录》、武威段龟龙的《凉州记》等，这类著作主要是地方上一些知名人物的传记，和后世大而全的方志有所不同。清代武威张澍编辑《二酉堂丛书》，搜集整理了若干甘肃的古方志，颇具保存乡邦文献之功。民国时期，临洮张维致力于甘肃文献的蒐集整理，他编写的甘肃方志目录《陇右方志录》及《补录》，登录甘肃古方志二百余部，加上张维漏收的，甘肃古方志在三百种以上。

定西市所辖七个县区，为秦汉陇西郡辖区，是甘肃历史上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编辑和保存的方志数量较多，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清康熙年间，汪元綗主持编纂的《康熙岷州志》，是岷县地方志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也是甘肃省古代方志中比较好的一部，本文就是对这部方志所做的初步研究。

一  《康熙岷州志》在岷县方志中的地位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登录岷县古方志四种，《陇右方志录》收录岷县方志五种，近年来又陆续发现了几种地方志，目前可以确知的岷县古方志合计有九种[3]。第一种为明朝正德年间浙江景宁的李璋主持编写的，现在亡佚。第二种是明朝万历年间修成的《岷州新志》，又名《岷州卫志》，现亡佚。第三种是又一万历年间的方志，山西乐平人赵恒编纂，现亡佚。第四种是清朝康熙年间昆山余谠编纂的《岷州卫志》，为现存最早的岷县方志。第五种是康熙年间长洲汪元絅主持编纂的《康熙岷州志》。第六种编成于乾隆年间，已经亡佚，作者和具体时间不可考。第七种是岷县人王继政编纂的《光绪岷州志》，稿本现存西北大学图书馆[4]。第八种是《岷州乡土志》，失传多年，近年来重新被人们发现，经整理流传，该书作者不可考，根据书名“乡土志”，可知是清末新政时期编写的小学生乡土教材。第九种是岷县人陈如平编写的《岷州续志采访录》，现存，已点校出版。

从上述岷县方志编写流传情况可知，岷县历史上编辑的古方志，有四种亡佚，目前可以看到的仅有五种，这五种方志中，内容都很简略，有的不分卷，少的一万余字，多的仅仅几万字，这样的篇幅，不足以概括岷县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而《康熙岷州志》有二十卷，是现存岷县方志中部头最大、内容最为全面的，该书取材谨慎，翔实可信，体例颇具特色，在甘肃古方志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对后世了解岷县历史，或者编写岷县新地方志，以及为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历史借鉴诸多方面，《康熙岷州志》都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籍。

二  《康熙岷州志》的作者、内容及流传情况

1 作者考订

该志由岷州抚民同知长洲汪元絅主持编修。汪元絅为清代江南省苏州府长洲县人，即今苏州市区东部。康熙三十二年[5]（公元1693年），任岷州抚民同知。汪元絅在岷县的事迹见陈如平纂辑的《岷州续志采访录》。在任上，他认为岷州地方志缺失，使得地方官“无由知政理之得失。风会之上下；与夫山川天赋则壤，或重或轻；户口徭役或增或减。至其山川疆域，虽在目前，亦莫由按图考迹”。[6]于是汪元絅在公事之余，随时注意搜集材料，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稍具规模，但是还没有成书。汪元絅编写方志，除了感慨岷县方志的缺失，还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就是在康熙、雍正时期，中央政府注重各地方志的编写，曾下诏命令各地方官编写新的方志，并且作为地方官政绩考核的一项指标，规定方志每60年一修，由此全国各地都陆续编纂方志，编修方志成为一时的风气。

汪元絅搜集一部分资料后，交由岷州儒学教授田而穟和儒学训导郭京范继续完善成书。田而繸，陕西富平人，顺治年间举人，任岷州儒学教授[7]。郭京范为岷州儒学训导，陕西宜君人。两人在汪元絅整理的资料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材料，又在岷州贡生孟明魁处得到旧志二册，吸收了其中的一部分材料。另外，还有一些岷州儒学的生员也参与了方志的编写工作。

综上所述，《康熙岷州志》由汪元絅发起，并搜集了最初的资料，由田而繸和郭京范在借鉴旧志的基础上加工成书，还有岷州儒学的部分学生参加工作。可以说是一部以汪元絅为主的集体产物，因此，即要突出汪元絅的重要作用，也不能忽视参加工作的其他人员所作的贡献，尤其是田而繸和郭京范两人。

2 内容简述

《康熙岷州志》共计二十卷，涵盖了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其内容安排和古代大多数方志一致。

第一卷《图考》，有疆域、城池等地图十一张。第二卷和第三卷《舆地》，介绍岷州地理。第四卷《建制》，介绍各衙署、寺庙等机构变迁。第五卷《学校》，记载岷州学校的规制。第六卷《典礼》，主要是介绍一些官方认可的节庆。第七卷《秩祀》，介绍孔子祠堂和其他祭祀先贤的庙宇。第八卷、第九卷《田赋》，记载岷州的赋税。第十卷《兵卫》，记录岷州驻兵的情况。第十一卷《风俗》，主要记载了岷州当地的士风民风和习俗。第十二卷、十三卷《职官》，记录在岷州曾任职的各级官员。第十四卷《宦迹》，是曾在岷州任职的有突出事迹的官员的传记。第十五卷《选举》，记载岷州历史上取得进士、举人等功名的本地人士。第十六卷《人物》，记录岷州地方上有突出事迹、能够感化他人的人物。第十七卷、十八卷、十九卷《艺文》，收录和岷州有关的诗词歌赋，包括当地人和外地人。第二十卷《杂组》，将一些不能归入前面的资料拼凑在一起。

3 流传情况

《康熙岷州志》编成之后，于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刊刻出版，成为最原始的一个版本。之后所修的方志，大多参考该志，当地有志读书的士人，也将这部方志作为参考资料。

民国年间，临洮张维撰写《陇右方志录》时，阅读了《康熙岷州志》，写了简明的书目提要，并做了考订，指出了该志存在的几条错误。

1937年，顾颉刚、王树民等人到甘肃考察，在岷县的时候，为了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就阅读《康熙岷州志》。[8]顾颉刚认为该书“实地取材，颇详于藏族，是有识者也”。王树民通过阅读该志，了解岷县明朝藏族土司的情况。

1987年，为了给编写新的岷县方志提供参考，岷县志编纂委员会将《康熙岷州志》点校整理，和另外两部岷县方志《康熙岷州卫志》和《光绪岷州续志采访录》合订，于1988年出版，由此《康熙岷州志》始广泛流传，得到人们的重视，在研究岷县地方史的论著中多有引用。

三  《康熙岷州志》的价值

一部优秀的古代方志，其价值在于真实可信地反映一个地区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基本情况，给后人提供研究的资料。《康熙岷州志》正是如此，结合岷县地方的实际来讨论该志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真实地记载了岷县历史发展的脉络，为研究岷县的过去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岷县自秦朝时期设立县级行政机构以来，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期间发生过很多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方面的事件，对岷县地方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而岷县历史虽长，却缺乏文献资料记载，《康熙岷州志》尽可能地收录这些事件，使得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岷县历史发展的进程和重大事件的过程。在《舆地》中，记录了岷县历代行政区划演变，为我们今天作行政区划的的工作有借鉴的作用。在《建制》中，记录岷县历朝历代的城池和官署，以及岷州城里的主要建筑，使现在能够通过这些记载认识到岷县城今日格局的形成，在岷县城市建设和规划方面有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

第二，生动地记录了岷县历史上民众的生活，揭示了民族融合的过程。岷县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历来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边缘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形态。《风俗》一卷里面，详细记载了岷县当地人民的生活状态，从衣食住行等诸方面都有所记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岷州志》对藏族人民风俗的记载，生动地反映出岷县民族杂居的生活状况，就如顾颉刚所言，“实地取材，颇详于藏族，是有识者也”。《人物》中，收录了班丹扎释的传记，通过这位岷县历史上重要人物的传记，可以看出岷县藏族和汉族人民的融合以及藏传佛教在岷县的发展。

第三，收录了岷县的地方物产和工商业资料，可以给岷县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史料。在《田赋》一卷中，保存了岷县历史上赋税的情况，从侧面反映出岷县的经济情况，以及经济发展的脉络。该志中详细记载了岷县的物产，使今天可以了解岷县历史上物产的情况，对于认识岷县气候的变迁规律以及经济支柱产业的开发有参考价值。

第四，保存了一些有关文化方面的资料，对于弘扬岷县的地方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岷县是汉族和藏族以及回族等民族长期居住繁衍的地区，是民族融合的典型地区，基于这样的历史原因，赋予了岷县文化的交融性，形成了魅力凸显的地域文化。《康熙岷州志》通过对藏族的记载，客观地反映了岷县的这一历史现象。岷县的花儿是珍贵的地方遗产，在《康熙岷州志》中，就记录了花儿的传唱情况，对于花儿的探索提供了可信的史料。岷县的十八湫神崇拜，是一项具有地方特色的宗教仪式，在该志中，就已经有所记录，可以加深我们对湫神信仰的了解。例如在岷县广为流传的“岷州八景”，一直为岷县人民津津乐道，该志中就收录有关岷州八景的文学作品，阅读这些作品，可以了解岷州八景的所在地和具体情形，对于旅游开发以及城市建设都有参考意义。

第五，保存了其他有价值的史料，可以补充其他著作没有涉及到的内容。在《艺文》里，保存了岷县历代的文学作品，既有外地流寓岷县的人士创作的，又有岷县本地人创作的，较为全面的囊括了岷县历史上文学创作概况。例如北宋时期的张舜民，由于他的著作散逸，使得人们对他的了解有不够深入的地方。张舜民曾经流寓陇南，《康熙岷州志》就保存了张舜民的不少史料，对于研究张舜民其人其事有价值。在《山水》一节里，记录了“芸叟洞”这一遗迹，反映了张舜民因为元祐党籍案贬官之后，流寓岷县的实情。清代鲍廷博刊刻《知不足斋丛书》，收录张舜民《画墁集》一书，没有收录《水磨赋》，而《康熙岷州志·艺文》收录了张舜民的《水磨赋》（全文见于《岷州卫志》），恰好可以补充鲍刻《画墁集》的缺失。《人物》中，为张舜民立传，记录了张舜民贬官后在甘肃南部的生活状态。《艺文》里收录了方宜远的《题芸叟洞门》，表达了后人对于张舜民的敬仰。上述《康熙岷州志》有关张舜民的记载是研究张舜民不可或缺的史料。

四  《康熙岷州志》的缺陷

《康熙岷州志》存在的缺陷，张维《陇右方志录》“岷州”条已经指出其中的错误和谬误，共有三点，第一，沿革不清，对魏周之间岷县的建置沿革略而不谈。第二，山川未尽入志，只记载一些知名的山水，或者险要的地方，或者有物产所出的地方。第三，地名变迁记载失误，如汉朝的索西城，该志认为是荔川，实际上汉朝的索西城为今日岷县梅川，荔川为金代佑川县治。除上述张维已经指出的错误外，该志还有以下几点缺陷。

第一，对编纂者汪元絅颇多溢美之词。汪氏为岷县的地方长官，又亲躬编修方志，自然就有为个人立传的想法和获取功绩。而参与编写的人员迎合了汪氏的这种心态，故而该志中多处流露出对汪氏的抬高，尤其是歌颂其政绩。这不仅损害了该志的内容，也损害了方志编写的体例。

第二，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载过于简略或者事实不清。岷县地方上有很多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康熙岷州志》收录了这些人物的生平行事，但是对人物的记载过于简单，有一部分人物的事迹还出现一定的错误。

第三，没有正确对待少数民族和岷县的地方文化。岷县作为少数民族的聚集地，由于长时期的民族融合，产生了颇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康熙岷州志》的撰写者站在封建思想的立场上，对少数民族的记载含有污蔑的成分，而对于地方文化的特殊性认识不到位。

[1] 周迅《中国的地方志》，第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2]《孟子·离娄》：“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

[3] 张福宏主编《岷县史话》，第29—32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

[4]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第2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 陈如平《岷州续志采访录》作康熙二十八年莅任，即公元1688年。

[6] 岷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岷州志校注》，第47页，内部发行，1988年。

[7] 见《光绪富平县志稿》卷六《人物志》。

[8] 见《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收录了顾颉刚的《西北考察日记》和王树民的《陇游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