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西扩洮河中下游的历史进程与长城防御体系的构筑

——兼论岷县秦长城形制、布防重点及走向

后永乐

（岷县博物馆，甘肃  岷县  748400）

摘要：历代史籍均记载秦长城西起古临洮，古临洮即今岷县，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学者主张秦长城首起于今临洮而非岷县的观点，这种观点缺乏文献支撑和考古实证。本文在梳理战国时期秦西进洮河流域的历史进程并分析秦西部疆域态势的基础上，从秦与西羌、匈奴各自生存发展需要，从洮河中下游一线以及古临洮历史时期重要的地理方位着手，分析了秦在洮河中下游一线构筑长城防御体系的必要性，同时结合大量实地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认为岷县境内存在秦长城，并提出岷县境秦长城形制、布防重点与大致走向，以赐教于学界。

关键词：秦长城；岷县；洮河；西羌；遗存；形制；走向 

一、秦西扩的历史进程——从“初县”以治到“霸”西戎再到“县道”之设

（一）秦人势力西进洮河流域的历史进程

秦文化的发祥地即《史记·秦本纪》中的“大骆犬丘地”和非子封地“秦”，学术界一般认为“犬丘”在今天水市西南、礼县西汉水上游一带，而非子封地“秦”邑在今天水市清水县或境东之“秦亭”。秦人于武公十年（前688）伐取今天水及其西部的邽、冀并设县制。经过40多年的经营，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秦用由于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1]开拓的疆土，应如《史记正义》所言为后来的陇西郡与北地郡。从岷县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状况来看，今岷县与礼县地土毗邻，岷县东部山区东端既属西汉水流域，这里有水草丰茂的天然牧场，对于善于养马的秦人是非常理想的牧马之地，秦临洮县（今岷县城）西去礼县秦龙兴之地和秦武公十年“初县”的冀县[2]仅一百公里余，今岷县东部即与大骆犬丘地和秦冀县接壤且有东西要道沟通（即穿越今岷县东部山区东西向的沟谷通道，今有国道316线贯通）。经过秦武公后十年以及秦德公、秦宣公、秦穆公计65年的经营，秦穆公三十七年秦的势力向西到达洮河沿线的今岷县县城一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另外，秦穆公“谋伐”的对象有陇山以西绵诸戎、绲戎、翟、豲，因秦对其取得了巨大胜利，西戎八国才会“服于秦”[3]。其中豲在今陇西县东部、武山县、漳县[4]一带，漳县墩坪墓地南距岷县县城直线距离仅55公里。细考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开疆拓土的伟大功绩，受到“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5]，周襄王任命他为西方诸侯之伯，天子致伯，伯即殷周时方伯，为一方诸侯之长，类似于部落方国的盟主，各方诸侯均来致贺[6]，岷县理当自此进入秦人控制范围，但应该与“霸”下其他之地一样并未完全地由秦人设立制度体系派遣长官予以统治[7]。翻检典籍并无今岷县一带羌戎部落的相关记载，这是因为在羌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文化发展程度差别很大，“文化发展较高者，往往史有显名，如历史上的犬戎、大荔、义渠、骊山等”[8]可能的原因是春秋战国时期这里的戎人势力并不强盛或者并非戎人部落的核心地带，从而秦人向西开拓这一地带遇到的阻力较小，后来秦在今岷县一代未设“道”而设“县”亦能佐证这一认识。

（二）秦狄道、临洮县的设置

秦穆公西霸戎夷之后，秦之西界保持了200多年相对稳定时期，“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豲戎”[9]，秦献公于前384至前362在位，狄即后来的狄道之戎，在今临洮县一带，豲即地处今陇西、漳县一带的戎族部落。“初”《说文解字》释为“始也”，秦献公“初立”即兵临渭首，可理解为秦献公于前384灭掉了狄、豲戎族部落。在秦献公灭狄、豲戎之后的秦孝公元年（前361）又出现“西斩戎之豲王”的记载，最可能的解释是豲戎发生了对秦人统治的反叛，秦对豲戎再一次进行了彻底征服。随着秦国的日益强大和对西戎地区统治的更加深入，在这些戎地建立行政区划的时机更加成熟，狄道、豲道之设极有可能始于灭狄、豲戎的秦献公初年。据《后汉书·西羌传》云“孝公雄强，威服羌戎”[10]，今岷县一带与豲戎居地今陇西县、漳县毗邻接界，当时的岷县一带是否就是豲戎居地尚不清楚，但今岷县一代若非更早进入秦的统治，也理应在孝公“威服”范围之内。秦孝公在威服羌戎的基础上，用商鞅变法，于孝公十二年（前350）“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11]，或言“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12]。秦在戎地也设县与道，把戎人正式纳入秦之版图之中。秦临洮县的设置下限即是“集小乡邑聚为县”的秦孝公十二年。

（三）秦陇西郡西线国境

秦献公初立即兵临渭首，灭狄、豲戎，始设狄道、豲道，综合考虑秦临洮县的地理位置与交通等因素，县治之设应不迟于“集小乡邑聚为县”的秦孝公十二年。从《汉书·地理志》所载陇西郡县道来看秦徼的西线与洮河走向基本一致。《史记》之《蒙恬列传》、《匈奴列传》等文献都记载秦始皇长城‘起临洮’，就是今天的岷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八年（前239），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13]迁罪人于此起到充实西徼加强防御的作用。又“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14]这是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纪事，可见此时临洮仍然为秦之西鄙。“西至临洮、羌中”，可理解为秦临洮县至青海海东黄河、湟水流域西羌核心居地一线，基本上与洮河中下游一线外围重合。战国秦时期秦的西部疆域理应已达今岷县至黄河入口处洮河中下游河谷一带。这里所指洮河中下游河谷一带并非有特别明确的疆域界线，是比较模糊的和动态变化的，其疆域控制外围可能已达洮河流域以西的草原地带。秦之临洮以南即为氐羌居地，秦人的西部南端疆域即以古临洮为界。以上《史记》中有关“临洮”的记载，均是作为陇西郡县治的秦临洮县今岷县确指，秦封泥见有“临洮丞印”[15]是秦临洮县建制的文物实证。

至于战国秦临洮县至狄道洮河沿线崇山峻岭地带，即今卓尼县洮砚乡及以下渭源县峡城乡、康乐县莲麓镇一带，因地形地势秦国牢牢戍守这一带的必要性不大，秦人重点扼守这一区域的险要位置和洮河两端重要地带，西汉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羌人屡次从这里东犯，西汉不得不在今临洮以南的三甲乡安下川村[16]首置安故县应对日益严峻的局面。

二、战国秦时期洮河中下游防御线的构筑

明确了秦西端疆域界限，让我们再来看秦在这一边境地区驻防情况。秦昭王时，“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17]这里所筑长城即秦昭王长城，也就是战国秦长城。非常明确，这里所“筑”长城的目的是“拒胡”，秦汉文献往往把北方的少数民族称为“胡”，而把西北甘青一带的少数民族称“羌”、“西羌”。这是因为东周“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18]这三国即是秦、赵、燕，均沿北部边疆“筑长城”来应对机动灵活的胡服骑射，这种被动防御实属采取的不得已手段，因为在广阔的平原、荒漠或低山丘陵地带只有高大的墙垣能够有效阻遏骑兵的长驱直入。就目前学界的研究，大多数学者主张秦昭王长城西起古狄道今临洮县，即便如此，在古狄道今临洮县以南洮河一线战国秦时期是否采取了必要的防御措施呢？笔者愚见，肯定存在，理由如下：

（一）防御西羌的需要

秦穆公以后，羌人迫于秦的愈加严重的军事压力，大规模、远距离迁徙，“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逐步形成了南部羌人聚居区，这些羌人广泛活跃于今四川西北及甘肃陇南一带，不论是“附落而南”行进中和比较稳定地居于西南部的羌族部落，还是“独留湟中”一带的西北部羌族部落，作为秦西部疆界对这些羌族部落的防御是非常必要的，“狄道——临洮这一沿洮河分布的线性区域，很可能是西线入陇西主要孔道的分布带。只要屏蔽这个南北廊道的两端，就能有效防止羌人进入廊道后向东进犯”[19]。

（二）边境管控与民族融合的需要

经过秦先后对羌戎用兵，“自是中国无戎寇”[20]，少数民族向外迁徙是“无戎寇”的一方面原因，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羌戎不同程度地融合到秦人中，且这一部分人群数量应该更多，而陇西郡则是以羌人为主要成分的诸戎居地，其融合进程缓慢、融合程度远不如中原广泛、深刻，加强边境线管控以防内外勾联起事，同时人为地隔离羌人也是促进秦国内部民族融合的必要手段。

（三）控制洮河中下游一线与纵深防御的需要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洮河中下游地处国境边地，同时也是一条重要的交通线、情报传递线，在多山地带古人迁徙或者进犯往往都是通过谷地廊道实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放任洮河中下游一线，也就意味着丢弃整个洮河中下游流域，将陇西郡中心地带渭河谷地直接暴露在外，整个西部疆域缺乏战略防御纵深，其后果也许是灾难性的[21]。秦只有筑牢其后方防线才能全力东拓统一天下，因此秦置陇西郡后即在洮河中下游构筑了严密的防御体系。（在前述崇山峻岭地带战国时期可能并没有严密地设防，防御重心是以能够控扼洮河中下游一线的临洮县和狄道两头为主。）

三、秦帝国构筑的长城防御体系

（一）秦帝国构筑洮河中下游长城防御体系的必要性分析

秦帝国时期西部疆界与战国秦时期基本维持一致，一如战国时期在陇西郡西北国境线上构筑军事防线是必然的。秦一统天下，且欲建万世基业，进一步加强边境防御势在必行，更为重视西部疆域的防御体系建设。

1、充分认识秦临洮县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与长城防线的互相依存关系

秦临洮县即今岷县，位于甘肃南部洮河中游河水拐弯西北流的最东端。岷县处于甘南草原向黄土高原、陇南山地过渡地带，境内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西秦岭三大地貌穿插交汇，山大沟深，沟壑纵横。岷县地处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上，也处在陇蜀古道上；处在中国地形三大阶梯一二阶梯分界线青藏高原边缘，也处在农牧分界线上。至今这里仍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而今岷县及其以下洮河沿线有可以恃赖的河流和崇山峻岭，秦人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天然屏障。[22]今岷县向西即甘南高原，乃羌戎久居之地，往南即陇南山地，是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有南来沟谷直通古临洮县[23]，这里亦为氐羌据地，古临洮县几近处于羌戎势力包围之中。从古临洮循洮河而下既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边疆防御线，又是一条赖以生存的交通供给线。因此，如无洮河中下游长城以为贯通，则古临洮即为孤悬，同样如无古临洮这一区域中心边防重镇，则长城防线即告失效。岷县一带只有构筑起长城军事防御体系才能形成秦西部疆域完整意义上的防御闭环，也才符合军事整体防御思想。作为秦王朝疆域西端，居无定所的羌戎游牧部落经常袭扰进犯，两汉时西羌部落多次进犯古临洮一带，与汉王朝发生战争，正是洮河岷县段长城防御体系失效造成的。

2、充分认识洮河中下游一线“拒胡”的重要性

以往专家学者对秦帝国北线边防“拒胡”的重要性论述较多，但对秦陇西郡洮河沿线“拒胡”的重要意义认识似乎还不够。《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24]这是秦统一后次年，可见秦始皇对陇西郡边防极为用心，特别重视与匈奴的关系。晁错《言兵事疏》讲道，“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25]《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前112），“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安故）围枹罕。”[26]可见西汉时期匈奴往往迂回湟水、黄河、洮河的三河流域从西北侧进窥中国。

这就不得不提到包括东北亚、蒙古高原、西域、河西走廊、陇西走廊、川西走廊、中南半岛走廊历史地形成的一条跨语种与跨族群变迁的“半月形地理带”，其中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了“陇西走廊”的概念，其“北起河西走廊咽喉——祁连山脉的冷龙岭分支乌鞘岭，南至入蜀咽喉摩天岭，包括青藏高原东缘、陇中高原西部，陇南山地……”[27]陇西走廊既是民族迁徙的主要通道，也是战争时期重要的进军路线。两汉时期匈奴多次绕道陇西走廊进犯陇西郡，其后的姜维北伐、邓艾灭蜀、吐蕃东扩、蒙元入蜀、明代蒙古套部翻越大小松山入据青海驱赶当地土著入寇洮河沿线，这些战争无一不与陇西走廊有关，秦代亦不会例外，对于以往来迁徙、时至时去作为主要方式谋取生业的匈奴绕道西侧入寇陇西绝非难事。因此，秦代才不惜人力物力大量派遣丁壮戍守洮河沿线[28]；因此，汉代河西置郡的重要目的除了开通西域通道外，还可“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29]切断匈奴从汉帝国西部边疆南下进犯洮河流域的通道；因此，洮河中下游一线并非在自然状态下“系一天然屏障，防守有恃，秦之西陲无虞”[30]，我们理应认识到防守之难[31]，“对于洮河河谷，亦有人认为是‘天险’，毋需长城。我们认为，匈奴南下，每于秋高马肥、有所掠获之时，这季节正值河流进入枯水期，滔滔黄河天险，已不能禁北国控弦之士，更况浅狭洮河，岂能以‘天险’自居？”[32]

（二）今岷县境内秦长城资源调查

1、秦代遗址遗迹

（1）崆峒山遗址群。《括地志》载“本秦长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万余里，东入辽水。”[33]《元和郡县图志》又载“溢乐县，本秦汉之临洮县也，属陇西郡，秦长城首，起县西二十里。始皇三十四年并天下，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34]该山在县城以西十千米、洮河以南的十里镇大沟寨村五台山上。因层递而上有五个缓台而被称为五台山，有些文献作崆峒山。大抵崆峒山的叫法古而雅，五台山近而俗。登山观望，山下洮河自西向东流经清水镇腊梅村与十里镇铁关门村之间，洮河转折划出了完美的太极八卦图阴阳鱼线才折而向东。之前铁关门村耕地中有一眼清泉与洮河北岸清水镇腊梅村昭慈寺现有清泉相对应，这两眼泉正是太极八卦图的阴阳鱼眼，这也正是当地传说中张三丰至此不再云游住锡岷州的原因。按此，似乎大沟寨崆峒山、五台山的叫法与道教有关，而今其上尚有三座庙宇，与佛教、地方湫神信仰也不无关系。从大沟寨沟口沿山脊行至四台以上较为陡峭的山脊处，出现石砌墙基沿山脊分布，宽约2米，延伸至后寨子。后寨子山脊平缓处有一周长约300米石砌小城，应是兵士守卫与生活必需的居址。再往上到达大沟寨羊颠沟山梁遗址，从遗存来看应是一个亭燧，供瞭望与传递信息，烽燧筑在人工夯平的近似正三角形的二级台面上，台面边长约有20米，台高约2.5米，塌落呈圆锥状，底部直径8米左右。岷县博物馆工作人员2019年7月1日长城资源田野调查时在十里镇大沟寨羊颠沟梁烽燧处采集粗绳纹秦瓦标本5件，因为年代久远内侧剥离比较严重，似乎是光面，有一片内侧有点窝纹。

大沟寨崆峒山密集分布石砌墙体、烽燧、障城遗迹。山下的铁关门村、骆驼巷村秦汉遗物分布广泛，遗存丰富。崆峒山下洮河在此迂回转折后继续东流，滩浅水缓，正是渡河的理想之地。这里往西可通甘南高原，洮河在两岸壁立高峻的并不狭窄的石槽中穿过，洮河成为自然可恃天险。另外这里又能清晰窥视洮河北岸两条沟谷并能有效建构防御体系，并且与城南防线构成了防御闭环，又与古临洮城在信息传递、物资转运等方面畅达无碍，能够与古临洮城在战备方面一同谋划布局，因此将防御系统西起首地确定在这里并构筑防御体系，实在是高明之举、不二之选，遗迹遗物的残存状况印证了史志关于秦长城西起首的相关记载。

（2）折家山墩上村烽燧遗址。折家山墩上村烽燧遗址位于崆峒山脚下，烽燧塌落呈土丘状，从土地耕种暴露的断面清晰可见10厘米厚夯层。据当地人讲，每到暴雨季节，在此壕沟经常会随山洪冲出一些青铜箭镞等兵器。

（3）墩背后村墩台遗址。残存周长50米，高从1米到2米许不等，周边似有10厘米厚夯筑痕迹。岷县博物馆工作人员2019年4月26日长城资源田野调查时遇本村老者81岁郭海巴、72岁杨发杰，据说此地墩台一带出土有能打墼坯的长方形砖，也有尺五左右的筒瓦，惜毁坏殆尽未能目睹。

（4）寺儿上遗址。该遗址“位于岷县东南约3公里的十里乡东面寺儿上、台子上、大庄一带，地处洮河南岸第二台地，靠山临河，台地为村庄及耕地。地面有秦汉绳纹瓦及细绳纹灰陶罐残片暴露，附近曾出土1件铜矛，残长15厘米，类似秦汉之物。该秦汉遗址当为秦临洮县外围的防卫体系之一。”[35]

以上仅举州城西几处遗址，除此之外，城西铁关门外尚有岷县与甘南临潭接界处的关上村壕沟遗迹、洮河沿岸临潭县洮滨镇秦关村壕沟遗迹等。另外，据我们考察，岷县境洮河沿线以及城南直至岷县与陇南宕昌接界的分水岭，均有大量秦长城遗址遗迹分布，这些遗址遗迹串联起来构成了严密的秦长城防御体系。仅就以上所举州城以西至崆峒山几处遗址，非常吻合《通典·州郡典》所载“岷州，春秋及七国时并属秦，蒙恬筑长城之所起也。属陇西郡，长城在郡西二十里崆峒山，自山傍洮而东，即秦之临洮境在此矣。”[36]特别是“自山傍洮而东”的描述非常之精确。

2、出土秦代遗物

2019年7月，岷县当地文史学者、中国长城学会会员李璘先生将自己从事长城调查研究40多年收集的156件秦汉文物标本捐献于岷县博物馆，这些标本以今县城出土秦瓦为主，其余遍及岷县境洮河流域、岷县南部沟谷以及今县城周边地区。城西崆峒山、铁关门一带出土有秦代绳纹筒瓦、铜镞、骨镞、铜戟刺、铜戈及铜鐏，均于2019年7月在岷县博物馆工作人员进行长城资源调查时由当地群众自发捐赠收藏于岷县博物馆。另“秦陇西郡临洮县治，位于洮河南岸。现存城垣遗迹为明筑清葺，墙体夯层中夹有秦汉绳纹瓦片，秦瓦内侧饰菱形格纹，与战国秦长城沿线暴露的秦瓦相似。此类瓦片在城墙基部亦有暴露。”城东郊区的周家崖遗址“有粗绳纹瓦片暴露，瓦内侧饰有边长为0.13厘米和0.10厘米的菱形格纹，同于战国秦长城沿线暴露的瓦片，当为秦临洮城外洮河东岸亭障建筑构件。”岷县洮河沿岸的红崖遗址“地面暴露较多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片、素陶片及秦汉粗绳纹瓦、细绳纹灰陶罐残片，采得的标本有绳纹瓦片、卷云纹瓦当残片、灰陶壶口沿残片等”[37]出土的这些秦代遗物既实证了秦长城防御体系的存在，又为我们勾勒出了岷县境秦长城防御体系基本架构和大致走向。

（三）岷县境内秦长城形制、布防重点与走向

经考察发现岷县境内秦长城遗迹和采集出土的岷县境内秦长城遗物，结合文献记载初步判断岷县境内秦长城布防形制、布防重点和防御线走向大致如下：

1、形制

岷县境现存秦汉遗址遗迹主要是亭燧关堡等，残存壕沟也较多。洮河沿线，亭燧关堡分布于洮河两岸山体伸向河流的斜坡脊部上，选址之地视线开阔，往往在这些地方衔接配套有壕沟，走向与洮河大致垂直。因地形地势在险要处建置烽燧、亭障、壕沟以及砌夯筑墙体等不同形制防御工事，既减少了工程量，为信息传递搭建了必要的设施，又扼守险要位置，易守难攻，提高了防御效率，更为重要的是保障了洮河河谷沿线道路系统的畅通。洮河河谷狭小的盆地历来为人类活动最为频繁密集的区域，加之岷县降雨较多、土质疏松、河流泛滥改道等自然原因墙体与障塞湮灭已尽。高峻陡峭的山地利用自然地势和茂密的森林作为天然屏障，并无长城工事。岷县境洮河沿线今日可见秦汉遗迹主要有茶埠镇的西村西京村“跑马巷”遗迹、维新镇卓坪村古城壕遗迹和维新镇坪上村铁城高庙壕沟遗迹，虽呈点状零散分布，但整体构成严密的防御系统。可以说洮河沿线秦防御系统就是这些亭燧关堡与自然河流山险共同巧妙构成的长城形制“塞”，当然在对方易于通行的要道处不能排除曾经修筑过墙体。但这并不能否定岷县境有秦长城存在，岷县境洮河一线秦长城是“因河为塞”式长城。

关于岷县境“因河为塞”式长城，《史记》有两条记载，《匈奴列传》云“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38]《蒙恬列传》云“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39]《史记·高祖本纪》提到“缮治河上塞”[40]，《汉书》高祖二年本纪亦载“缮治河上塞”[41]，两处记载行文稍异，对于这两处“缮治河上塞”，张维华先生深刻地认识到西汉初年“缮治”的“河上塞”正在陇西郡，“盖《汉书》记高祖缮治河上塞，与高祖命将略地陇西，为同时事，则高祖所缮者，当在西北滨河之地，不当在东之河上郡也。窃意《汉书》之成，虽因《史记》之文，然亦有所厘正，去取之间，多有所据，亦或可从。以当时之情势论之，高祖欲与项羽逐鹿中原，必当先定关中，欲定关中，必当先固后方之防。时匈奴在河南，月氏在河西，羌在洮水之西，皆足为患。高祖本王汉中，自重陇西之守，守陇西，则洮水与西北部黄河之防，不能不视为重要。”[42]吴礽骧先生对学术界长期存在的长城即墙垣的观念曾经反驳道：“长期以来，学术界囿于长城即墙垣的观念，必于洮河沿岸寻觅秦筑墙垣，进而否定《史记》的记载。根据笔者多年田野调查的体验，如不改变长城即墙垣的观念，我们的长城调查与研究，就很难进一步深入”[43]。正如侯丕勋先生指出的，“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今甘肃岷县境内，当时本来就没有修筑过墙垣连绵不绝的长城，而是‘因河为塞’……”。张维华认为，“长城二字给人的概念，必是接连不断的一条城墙。其实古人设防，多是因地制宜，且因时而异，没有一定的方式。有的地方建筑长城，也有的地方仅仅设置了烽燧、斥堠、堡垒等类的防御工事。从当时防御工事整体上看，这些都是互相联系的，简称之曰长城，亦无不可”[44]。其实利用“河险”、“山险”在秦昭王长城静宁段、环县的城东沟、城西川、黑泉河均有发现[45]，如同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地方长城的存在一样，我们认为，既然《史记》等史志文献认为洮河沿线的“塞”也是长城，且不能因为今日洮河沿线无墙垣遗迹就认为当初没有墙垣，我们也应该尊重长城的最初概念，承认岷县境洮河沿线塞防守卫系统为秦长城。

2、布防走向与防御重点

岷县境秦长城布防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城西起首处沿洮河直至下游岷县境的洮河线性塞防系统；二是岷州城西南方向州城拱卫系统；三是城西洮河上游外置延伸点状守卫预警系统。这样的布防是古临洮地处秦西部疆界陇西郡边境线以及防御的现实需要决定的。

（1）洮河沿线线性塞防系统。以上形制部分已对洮河河谷线性塞防系统做了分析，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茶埠镇的西村西京村“跑马巷”遗迹、维新镇卓坪村古城壕遗址和维新镇坪上村铁城高庙壕沟遗址。需要说明的是，必须深刻认识洮河线性塞防系统阻断与沟通、进攻与防守的辩证关系。表面看，洮河河谷布设的塞防系统切断与隔绝了道路的通畅，实质上切断与隔绝的只是对方的道路系统，真是这种隔绝保障了洮河河谷一线道路系统的畅达。另外，这条线上的兵士平时承担各自区域内的守卫工作，但当某一点受到对方攻击时，通过长城系统的情报传递系统及时发动这条线上具有战略意义之处设置的军事据点内兵士从两侧夹击，针对敌人的道路系统也马上从畅通切换为隔断状态，而自己一侧无论军事情报传递还是被视作生命线的道路运输却畅通无碍。

（2）岷州城西南方向州城拱卫系统。2019年岷县博物馆由刘虎林馆长带队进行秦长城田野调查时发现城南麻子川镇岭峰村亭燧遗址、八卦楞山嘴亭燧遗址和后沟梁石砌墙体遗迹。麻子川镇岭峰村地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上，地势险要,岭峰村文昌帝君石碑处地面散落数量较多的秦代绳纹板瓦、筒瓦瓦片，少量内饰麻点纹、粗布纹，并在距石碑基座近1.5米的地层横向暴露大量秦汉瓦片，这些瓦片清晰可见，初步判断为一处秦汉亭障遗址。八卦楞山嘴烽燧遗址位于秦许乡政府正北面的八卦楞山嘴之上，视野开阔。烽燧夯土基座近正方形，边长近20米，夯层厚13厘米至16厘米不等。烽燧整体塌落呈圆锥状，残高近7米。后沟梁石砌墙体遗迹位于秦许乡鹿峰村村北山巅，在后沟梁东南至西北方向的山脊上有石砌墙体遗迹，有迹可查者残长40米，残宽1米至2.5米，因年代久远已塌落呈鱼脊状。在石砌墙体遗迹西面不远处有一条底宽4米残高1至3米的人工壕沟，有迹可见者有近1千米。早年李璘先生在距此不远的镇岗寨采集秦瓦标本9件。上述前两处亭燧遗址均控扼险要位置，能够据险固守，且视野开阔，方便兵士瞭望侦查并传递军事信息，后沟梁石砌墙体遗迹在州城南折向西行。整体来看，这一段由壕沟、烽燧、亭障等组成的防御系统沿蜀陇古道叠藏河谷呈南北向分布[46]，到达城南二郎山后山脊处折向东西方向，顺着山脊西行经八卦楞山嘴亭燧遗址、后沟梁石砌墙体遗迹与大沟寨崆峒山遗址沟通，形成了拱卫州城的东南部防御线。州城向西可达甘南高原，乃羌戎久居之地，往南有蜀陇古道贯通，其高山峻岭亦为氐羌据地，古临洮县几近处于羌戎势力包围之中。因此，构筑西南防线势所必然。

（3）城西洮河上游外置延伸点状守卫预警系统。经岷县博物馆秦长城资源调查发现秦长城西起首向西延伸外置有两处点状守卫预警系统。一是西寨镇关上村壕沟遗迹。西寨镇关上村位于岷县通往临潭县的山沟最窄处，亦为古代西去甘南要冲。山沟西侧非常陡峭，无需人工堑削，东面坡度稍缓，山脊隆起处均有明显人工挖掘壕沟，宽4米左右，南面山体称为“盖北沟嘴”，壕沟长大约300米左右，北面山体称为“滚木山”，壕沟长大约500米左右。关上村壕沟遗迹与岷县境洮河下游维新镇坪上村铁城高庙壕沟遗迹分据洮河U型河流两个顶点，形成遥相呼应的战时犄角关系。二是临潭县洮滨镇秦关村壕沟遗迹以及洮河对岸卓尼县纳浪乡温旗村壕沟遗迹。临潭县洮滨镇秦关村壕沟当地人称为“尕深沟”，尕深沟右侧村庄名为“秦关村”。秦关村隔洮河对面，为甘南州卓尼县纳浪乡温旗村，村后山体当地人称为“大湾尖”，山腰也有壕沟遗迹，该壕沟在当地被称为“长沟壕”，残存深度5米有余。其实，此洮河两侧壕沟即《岷州续志采访录》所称西湾壕，洮水“自城西六十里之西湾壕流入本境”[47]可见直到清晚期这里仍是洮河上游岷州西界。这两处外置延伸点状守卫预警系统不仅外扩了长城防御线，同时能够尽早尽快获得情报并及时予以传达。

[1]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4页。

[2] 《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十年（前688），伐邽、冀戎，初县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82页。冀即今甘谷县与武山县一带。岷县最东端马坞镇历来为马匹交易之地。

[3] 《史记·匈奴列传》对秦穆公向西开疆拓土的壮举也有记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83页。

[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漳县墩坪墓地2014年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8期，认为位于漳县县城以西15公里处三岔村的“墩坪墓地的墓葬形制和以车马器、兵器和装饰品为主的随品，……反映了西戎族群的特点”，“漳县北接陇西，东通武山，因此墩坪墓地中的西戎文化遗存可能与豲戎有密切关系。”

[5]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4页。

[6] 秦孝公曾言：“昔我穆公自岐雍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参见《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2页。

[7] 史党社：《早期秦文化与行政制度史的印证——重读毛家坪》，《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4期，认为秦“霸”下的“西戎”之地，“与邽、冀不同，秦在这些地方实行的是另外一种统治方式。所‘霸’的‘西戎’之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秦的领土，只属于秦的政治版图，是秦政治、军事势力所及，秦在这些地区也不设行政组织，不派官员管理，而是以‘威服’即靠武力来维持关系，《秦本纪》所谓‘开地千里’，是司马迁以今度古的说法。”史党社，《从文字资料略谈秦早期政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1月版，认为“秦穆公时所‘霸’之西戎诸国是武力征服的结果，秦只是其伯长，即拥有盟主地位，这些邦国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远非后来秦之郡县，其地也非秦土……秦在这些地方其实并不拥有行政权。这些族群虽服事于秦，但对秦来说仍有‘不廷’（即不朝）之虞。”

[8] 史党社：《甘宁地区相关文物考察报告》，449页。

[9] 《后汉书·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6页。

[10]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2页。

[11]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3页。

[12] 《史记·商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32页

[13] 《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4-225页。

[14] 《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9页。

[15] 周晓陆等：《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版）》2005年第4期。

[16] 梁彦斌：《汉陇西郡安故县城址考》，《陇东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7] 《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85页。《后汉书·西羌传》有类似记载，“至王赧四十三年（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4页。

[18] 《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86页。

[19] 王刃馀：《战国秦汉陇西郡边塞与陇西塞防御形态研究》，《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月第3期。

[20] 《后汉书·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4页。

[21] 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249页载“长城内侧的河谷，是一条向长城辐射的文化带。其中特别是渭、泾、洛、无定4条河谷，成为以关中为基地，伸向长城的主辐射带。”251页“渭、泾、洛、无定河构成了战国至秦汉间关中西北、长城内侧地区经济、文化、军事发展的主渠道。长城，既是这些文化主渠道推移的结果，又是保护这些文化主渠道的一个人工屏障。”可见正如明人刘侃在《洮岷道题名记》中所述，“洮岷当陇蜀羌汉之交，而雍州之西徼也。雍州有事，陇右为先备。而洮岷为陇藩篱，控河湟，引松迭，最称要害。”见1988年岷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岷州志校注》300页。

[22] 直到修于清康熙四十一年的《岷州志》第十卷兵卫条认为“陇右为西秦之屏翰，洮岷又为陇右之藩篱，外接番戎，内连巴蜀，足兵之道，诚宜急讲。”见1988年岷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岷州志校注》173页。

[23] 据《水经注·河水二》记载，洮水“又东径临洮县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洮水又东流，屈而径索西城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6页。从洮河流向与古临洮县的相对地理位置以及前后行文中甘枳亭、索西城等方位判断，秦汉临洮县即在今岷县县城一带。今岷县县城密集出现的秦瓦标本也印证了现在的岷县县城一带就是秦王朝直接管辖的最西县治临洮县所在地。

[24] 《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41页。

[25] 《汉书·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78页。

[26] 《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8页。

[27] 马宁：《论“陇西走廊”的概念及其内涵》，《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28] 《淮南子·氾论训》云：“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稾，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40页。

[29] 《后汉书·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6页。

[30] 定西地区博物馆、临洮县博物馆：《秦代长城西端遗迹的调查》，《考古学集刊》第13集，第84页。

[31] 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文物出版社《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匈奴和秦国的边界又较长，自洮河流域至现在的内蒙伊克昭盟东北的黄河岸边，绵亘几达一千公里，防守尤难”。

[32] 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260页。

[33] （唐）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3页。

[34]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96页。

[35] 定西地区博物馆、临洮县博物馆：《秦代长城西端遗迹的调查》，《考古学集刊》第13集，第87页。

[36]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74《州郡四》，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550页。

[37] 定西地区博物馆、临洮县博物馆：《秦代长城西端遗迹的调查》，《考古学集刊》第13集，第87、88页。

[38] 《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86页。

[39] 《史记·蒙恬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65-2566页。

[40] 《史记·高祖本纪》载：“二年（前205），汉王东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韩王昌不听，使韩信击破之。于是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关外置河南郡。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69页。

[41] 《汉书·高帝纪》载：“二年冬十月，……汉王如陕，镇抚关外父老。河南王申阳降，置河南郡。使韩太尉韩信击韩，韩王郑昌降。十一月，立韩太尉信为韩王。汉王还归，都栎阳，使诸将略地，拔陇西。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3页。

[42]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44页。

[43] 吴礽骧：《战国秦长城与秦始皇长城》，《西北史地》1990年第2期。

[44]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后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45] 同杨阳：《再议甘肃静宁段战国秦长城走向及防御形式》，《秦汉研究》第九辑，同时在该文指出，“长城体系不仅是指墙体，也不仅包括烽火台，还包括沿长城线设置的军事性据点以及道路系统，早期长城体系中的墙体连续性不好，仅在对方易于通行的要道处才修建墙体，烽火台也不似后代那样密集，分布较为稀疏，并且在山区也很少分布在最高处。”这与岷县秦长城体系何其相似；刘肖睿、陈探戈，《甘肃环县战国秦长城调查》，《秦汉研究》第六辑，2012年。

[46] 李璘在2001年6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史漫笔》第20页中提到，“为搞清秦长城的西部起点，我用了15年的时间在岷县境内进行考察，发现秦代遗址遗瓦散落点8处，秦半两窖藏出土地点1处。多年来仅作为秦代亭、障遗址的物证看待，从未考虑或散落点之间的关系。后来撰文过程中制作了《岷县境内秦代遗物分布图》，图成后才发现岷县境内的秦代遗物恰巧是沿迭水至洮河河谷分布，全部在蜀陇古道关隘地段。这无形中给人以启示，秦国在其西线的设防就是指向蜀陇古道的。”其中的秦半两窖藏发现地亦在县城南5千米处的中堡村，亦处在陇蜀古道上。

[47] 陈如平：《岷州续志采访录》山水条，见1988年岷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岷州志校注》385页。

参考文献：

[1]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3]    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

[4]    艾冲.中国的万里长城[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5]    景爱.中国长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    史党社：秦与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7]    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书林书局影印本，2015.

[8]    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50-86.

[9]    徐卫民.秦始皇长城研究综述[J].秦汉研究（第六辑），2012：313-342.

[10]  史党社：甘宁地区相关文物考察报告[J].秦文化论丛,2001：440-490.

[11]  王刃馀：战国秦汉陇西郡边塞与陇西塞防御形态研究[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3（3）：42-50.

[12]  史党社：早期秦文化与行政制度史的印证—重读毛家坪[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4）:44-47.

[13]  定西地区博物馆、临洮县博物馆：秦代长城西端遗迹的调查[J].考古学集刊（第13辑），2000:83-99.

（笔者有幸在2019年参与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但因后来赴帮扶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未能继续进行秦长城实地调查，调查组的刘虎林、包新田同志将后续调查的遗址遗迹和遗物信息数据无私分享给笔者，才促成拙文的完成，谨致谢忱！）

八卦棱秦长城烽燧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