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因河为塞”说与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

侯丕勋

    内容提要  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之“临洮”，《括地志》首倡“岷州”（今甘肃岷县）说。此说成为信史，主要决定于三方面因素：一是据《史记·句奴列传》“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的记载，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本自河套而南，与起首于今临洮县北30里地方战国秦昭王长城之首起、走向完全不同。二是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本为“因河为塞”（即以河水为城）式长城，实非由人工在地面土夯筑而成的绵长墙垣，所以首起地根本不会有长城遗迹供后人寻觅和研究。据此，若执意采用实地探寻长城遗迹的方法以论定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显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三是“临洮”县名，因战国秦和西汉初的两次“搬家”，以致使其所涵盖地域发生了两次由北而南、由大而小的变化，加之司马迁笔下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之“临洮”，为西汉初县名，从而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临洮”为今甘肃岷县是不容置疑的。部分学者关于今临洮县北30里地方长城遗迹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之说，实为误断；”关于“临洮”是“泛义词”之说于史无据；今岷县、临潭等县境内长城遗迹，与秦始皇万里长城之西段无涉。

    关键词  秦始皇  长城  因河为塞  首起地

    《史记》的《蒙恬列传》和《匈奴列传》都说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于“临洮”，对此，古今史家从无异议。不过，“临洮”这一地名，从出现到司马迁载入《史记》其间经历了战国秦、秦朝和西汉三个阶段。同时，伴随历史的发展，“临洮”的建置曾几经改易，其辖区也分阶段缩小。正由于此，所以使得司马迁载入《史记》的这个“临洮”之地望渐趋模糊了。这样一来，《史记》中的“临洮”究竟指何地？或者说究竟指今天的临洮，还是指今天的岷县？对此很难作出简单的回答。

    80年代初，秦始皇万里长城［1］首“起于今临洮而非岷县”［2］的新观点，曾在史学界引起过一定反响。然而，当我们仔细辨析古代文献记载和有关同志的论据之后确信，上述观点立论有误，实不足信。本文拟通过对“临洮”这一地名搬家历史的考察、万里长城西段特点与有关具体问题的辨析来陈述笔者关于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问题之管见。

一、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临洮”之地望

    在《史记》中，司马迁记事一般采用遵古笔法，即历史事件发生在哪个时代就采用哪个时代地名（尤其采用县名）进行记述，但也有较多时采用当代（即西汉）县名记述相关历史事件，“临洮”就是这样的一个县名。在战国秦和西汉，因建置改易，致使“临洮”县名发生过两次大的搬家，结果“临洮”县名的涵盖区域分阶段缩小了。

    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始设陇西郡，“临洮”是其所辖县之一。这时，“临洮”县的辖地大致北起今临洮县以北，南至今临潭和岷县等地，即包括今洮河中下游地区。为防御匈奴对这一地区的侵扰，秦遂自今临洮县城以北三十里铺洮河东岸起“筑长城，以拒胡”。以上情况表明，“临洮”这 一县名，当时涵盖了洮河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

    在秦王赢政八年（前239年）后，“临洮”县的建置曾发生过一次重要变化。这一变化与王弟长安君成娇有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八年，“王弟长安君成娇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史记》正义也说:“屯留之民被成娇略众共反，故迁之于临洮郡［3］也”。王宗元、齐有科二先生据此认为，当时“屯留地区是赤狄集中之地，屯留狄人由于被成娇略众共反，故于秦始皇八年被迁到临洮”。赤狄人被迁到“临洮”之后，秦似根据“县有蛮夷曰道”原则，“于原临洮县境的北部置狄道县，治所在今临洮城；南部仍为临洮县，治所设在今岷县城”［4］。王、齐二先生颇有说服力的见解表明，一分为二后的“临洮”县之辖区，仅仅剩下秦昭王时“临洮”县的南半部之地了，而北半部则从此变成了“狄道”县名的涵盖区域。

    西汉建立后，陇西郡所辖县建置发生过一次更大的变化。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将秦陇西郡的东半部分置天水郡，西半部仍为陇西郡。陇西郡原有的狄道、临洮二县，也进行了分置，其中将狄道县分置为大夏、狄道、安故、首阳等县，而将临洮县分置为临洮、襄武、氐道、子道、羌道、西等县。显而易见，汉陇西郡所辖县建置的这一巨大变化，虽然使以“临洮为名之县保留下来了，但其涵盖区域却进一步缩小，以致缩小到大体相当于今天甘肃岷县的辖境了。

    综上所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采用西汉现行县名“临洮”记述了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这一情况表明，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之“临洮”，实为西汉“临洮”县。同时，西汉“临洮”县辖区虽比秦朝“临洮”县辖区大为缩小，但二者治所同在今甘肃岷县的基本史实却没有改变。据此，我们断定今甘肃岷县境［5］为一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临洮”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二. 把握“因河为塞”说是论定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今岷县境的关键

    多年来，不少研究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问题的学者，都曾有过万里长城是在地面上人工夯筑、连绵不绝的高大墙垣的观念。正是受制于这种观念，有关学者在探讨秦始皇万里长城两段首起地问题时总把探寻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之遗迹作为最重要的工作。这样做，虽不能说有何错误，但在论定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问题上明显失之偏颇。关于这一点，吴礽骧先生曾经指出：“长期以来，学术界囿于长城即墙垣的观念，必于洮河沿岸寻觅秦筑墙垣，进而否定《史记》的记载。根据笔者多年田野调查的体验，如不改变长城即墙垣的观念，我们的长城调查与研究，就很难进一步深入”［6］。

    据上述情况说来，要能正确论定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问题，首先得搞清楚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的主要特点。《汉书·韩安国传》载道：“蒙恬为秦侵胡，辟地数千里，以河为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劳干在《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一文中也说：“秦汉的长城，据记载上说，却不全是城垣，有若干的地方，却是木栅”［7］。以上资料说明，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和汉长城，是由“城垣”、“石城”、“榆塞”、“木栅”等构成，而不是一些学者观念中的连绵不绝的墙垣。既然这样，那就意味着《史记》等史籍有关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因河为塞”等记载，是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无墙垣的重要文证。

    《史记·匈奴列传》还载道:“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这是史籍关于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因河为塞”的最重要记载，也是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位于今岷县境的极具说服力的依据。不过，要依据这一记载探讨、论定“因河为塞”的全部问题，还需要弄明白“河”字的涵义。

    在先秦、秦汉的文献记载中，“河”是黄河的专名，犹如“江”是长江的专名一样。可是，到了西汉，“河”便从黄河的专名进而变成了众多河流的通名。如河西走廊等地所出土简文中有：“中夜行迷渡河□”（EPT68:49）、“蚤食时，到第五□北里，所见马迹入河”（EPT48:55A）、“河中毋天田”（EJT21·177）、“兰越甲渠当曲，塞从河水中天田出”（EP6T8:63）、“田北行出，俱起□南，天田夹河”［8］等。以上简文中之“河”，都是指两汉时河西走廊和居延地区的内陆河。这些位于边疆地区的既不是黄河干流，也不属黄河支流的河流均称为“河”，足见当时的“河”已从专名变成了通名。既然如此，那就是说在司马迁撰写《史记》，记载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临洮”之时，把河面宽、水量大、流速急、具有天然屏障作用的洮水也称之为“河”当在情理之中。综上所述，“因河为塞”之“河”，既包括东北起河套、西南至汉金城（包括今永靖县等地）的黄河河段，又包括了北起金城郡、南至“临洮”（今岷县境）之西的洮河河段。总而言之，司马迁笔下的“因河为塞”，主要就是以东北起河套，西南至“临洮”的黄河、洮河河段等为塞。

    蒙恬为防御匈奴而“因河为塞”，这并非孤证虚说。事实上，司马迁和班固等史家还有若干类似记载。《史记·高祖本纪》说:高祖二年（前201年），汉“缮治河上塞”。这是说，在高祖二年之前，“河上”本有秦蒙恬所筑“塞”，西汉时仅进行了“缮治”。《史记·匈奴列传》说“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从“复缮”塞达到“因河为固”的史实中可得知，蒙恬所筑塞与“河”密切相关。《汉书·韩安国传》还有蒙恬“以河为境”，“匈奴不敢饮马于河”的记载，这进一步证实了蒙恬“因河为塞”的史实，而《通典·州郡四·岷州》关于长城起自崆峒山，“傍洮而东”的记载，把《史记》“因河为塞”之说表述得更为贴切。

    当然，“因河为塞”并非单纯地以黄河与洮河为“塞”，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从《史记·匈奴列传》“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秦始皇本纪》“城河上为塞”，《蒙恬列传》蒙恬“筑长城，因地形，因制险塞”等记载分析与判断，秦始皇时蒙恬所筑万里长城西段，本是以“河”为天然屏障，并作为长城西段的主体、又在“河”的内侧岸上不易登岸处实行“边山险”措施，即在山势险峻处以天然之“山”为“边”；而在容易登岸处，有的地方采取“堑溪谷，可缮者治之”的措施，即于“河”岸上有“溪谷”之地的背“河”面则筑成陡峭状的墙，在有缓坡处，将岸坡堑削为陡峭崖面；同时，在“河”岸平坦、地面较宽阔处或许也筑有一段墙垣，并在附近修筑了带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县城”，还徙谪戍守。总之，在秦始皇时，蒙恬主要是利用当地各种自然地理条件,构筑了“因河为塞”式的长城西段。

    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学者通过实地考察和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对秦始皇万里长城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其中一部分见解带有肯定“因河为塞”之意。张维华先生指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地区，“本有黄河流贯其中，足以为塞，秦始皇又立县置城，徙谪戍守，自可为一边矣。若就实际情形论之，此一地带，似未筑有长城，纵于扼险之地，立有障塞，亦未必互相联贯”［9］。陈守忠、王宗元二先生说:“蒙恬当时没有在原有的长城（即秦昭王长城）之外，再从岷县往兰州至靖远筑一道新的长城来”［10］。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实地考察后也指出:“秦始皇时，从岷县沿洮河至兰州，往东沿黄河南岸，修了一连串的城障，并无筑墙”［11］。吴礽骧先生也持类似观点。他说：秦始皇万里长城的结构，“‘因河为塞’，凭借天然屏障，以作塞防”［12］。这些重要见解，既说明了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因河为塞”的客观真实性，又说明一些学者在今岷县境探寻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遗迹的偏颇。

    三. 秦始皇万里长城首“起于今临洮”观点之依据不足凭信

     提出秦始皇万里长城首“起于今临洮”观点的同志，曾列举若干文献和考古依据，以加强其说服力。鉴于此种原因，部分读者以为这一观点可以成为定论了。那么，有关依据是否真的具有说服力了？下面就此进行些辨析。

    （一）关于今临洮县城北“杀王坡”地方是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一首起地问题

    有的同志，在今临洮县城北35里杀王坡地方发现了长城之遗迹，并认定此地为秦始皇万里长城之“起首”地。其实，就有关记载看，这一见解实在难以使人信服。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昭王时，“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从文献记载和陈守忠先生等实地考察得知，秦昭王所筑长城之走向与上述记载完全相合。可见，今临洮县城北35里杀王坡地方长城之遗迹，确属秦昭王长城之遗迹。但我认为，此处肯定不是秦昭王长城之首起地，这是因为，洮河是当时天然的军事屏障，而秦昭王长城则是由人工夯筑而成的军事屏障，二者势必相连接，为有效防御敌人起见，绝无可能在二者之间留下空白地段。现在的杀王坡地方长城遗迹远离洮河东岸，二者相距较远，当时在河谷平缓地方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秦昭王长城真正的首起地应在今杀王坡以西洮河东岸上，但因年代久远或许被洮河洪水冲毁,或被垦为耕地，早已荡然无存，故今无遗迹可寻。对于这一点,陈守忠先生在实地考察后也指出:“可以断定，秦（昭王）长城的起点在今临洮北三十里墩的原洮河边上，绝不是什么杀王坡”［13］。

    至于被司马迁载入《史记》为西汉以来史家所公认的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史记·匈奴列传》作了如下记载：“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真正的秦始皇万里长城之西段，原本途径“河南地”，其位置“临河”，所经地区内还筑有“四十四县城”。显然，若把今临洮县城北35里杀王坡地方长城遗迹，认定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的首起地之物证，那不仅与司马迁笔下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的走向根本不相合，而且又搞错了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真正的首起地。

   （二）关于“临洮”是“泛义词”问题

    “临洮”这一地名，被有的同志视为“泛义词”。这样便使其成了秦始皇万里长城首起于今临洮观点的重要依据。这些同志将“临洮”视为“泛义词”，其具体理由有三：一是《史记》万里长城“起临洮”之“临洮”是“泛义词”；二是徐广、韦昭和司马贞诸家对“临洮”作了“泛义的解释”；三是“哥舒歌”及部分诗中之“临洮”是指今临洮。

   《史记》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之“临洮”，西汉的县名。西汉曾实行郡县政区制，所以作为西汉县级政区之一的“临洮”县的辖区势必是被汉王朝中央所认定的，因而必然是明

确的。如果“临洮”县辖区不明确、“临洮”这一地名所涵盖地域不确定、“临洮”又是一个“泛义词”，试想西汉“临洮”县的行政长官岂能对本辖区进行征税、征发劳役和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行政管理?

    徐广、韦昭和司马贞等史家所注释的“临洮”，是西汉的县级政区。他们的释义，无一例外都说的是“临洮”县与陇西郡的隶属关系。徐广“临洮”“属陇西郡”一说，是徐氏对《史记·蒙恬列传》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临洮”的注释，其意是说西汉“临洮”县（今岷县等地）辖地，隶属于陇西郡；韦昭“临洮，陇西县”一说，是韦氏对《史记·匈奴列传》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临洮”地名的注释，其意是说西汉“临洮”是陇西郡的属县；司马贞“临洮在陇西”一说，是对《史记·秦始皇本纪》王弟长安君成娇略众反， “迁其民（即赤狄）于临洮”的注释，其意是说，战国时秦迁赤狄所至的“临洮”县辖地，在西汉的陇西郡境内。通过以上简考得知，徐广、韦昭和司马贞所注释的“临洮”，都是载入《史记》的县级政区名，他们的释义，都说的是“临洮”与汉陇西郡的关系，从中一点也看不出作“泛义”解释的痕迹。足见那种认为徐广、韦昭和司马贞等史家“并没有明确指出‘临洮’究竟是陇西郡的哪个地方”的断语，显然是有悖于史实的。

    至于《歌舒歌》［14］中之“临洮”，是否是“泛义词”，其辖地是否包括今临洮县的辖地，这两个问题只要考查一下哥舒翰的军旅生涯就清楚了。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哥舒翰传所载，哥舒翰的军旅生涯，基本上是在河西走廊、青海和今甘肃临潭县等地度过的。哥舒翰40岁时，在河西节度使王倕部下任职；后在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属下任卫将，继而任大斗军（三省认为，大斗军在“甘、凉二州界”上）副使，其间曾率军讨吐蕃于新城（胡三省认为，新城在“鄯州星宿川西北三百五十里”，即在河源地区）；天宝六年（747年），改任陇西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其间曾率军至积石军（《元和郡县图志以为积石军“北枕黄河”，在唐廓州西南百五十里处）击吐蕃；同年冬，兼任西平郡（位于今青海乐都）太守；又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七年（748年）“筑神威军于青海上”（今青海湖东北、海晏县西北）；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八年（749年）率军攻占吐蕃石堡城（在今青海贵德县东）；十三年(754年)在洮州置神策军（在今临潭县城之西、洮河南岸)；十四年（755年），被叛军俘虏并杀害。据上述记载看，歌舒翰在西北地区的所有军旅生涯，均与今临洮县无直接关系，而倒是与今河西走廊、青海省及临潭县等地关系颇为密切。因此，即使（哥舒歌）中之“临洮”不专指今岷县，但无论怎样也不可能“泛义”到今临洮县地方去。有关同志还把唐代诗人高适、岑参和王昌龄诗中的“临洮”，都说成是今临洮。这些做法，无一例外都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史学研究的资料来使用，它们的说服力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有的学者业已把以上诗文中之“临洮”注释为今岷县［15］，虽时经多年，至今仍无人提出异议。然而,将以上诗文中之“临洮”视为“泛义词”，实与史实不符。

    （三）关于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无长城遗迹可寻问题

    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于今甘肃岷县境内已是无可质疑的了。可是，今岷县境内为何无证据确凿、人所公认的秦始皇万里长城遗迹可寻［16］？对这一问题，若从根本上来回答，那就是今岷县境内曾经存在过的万里长城，也是“因河为塞”式长城。但如果进行比较具体的分析，即可得知秦在今岷县境内未修筑万里长城之墙垣，既有其共同原因，也有其特殊情况。共同原因是“因河为塞”，特殊情况在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羌人力量的弱小。

    在秦始皇使蒙恬修筑万里长城西段之际，洮西广大地区均为羌人游牧之地。这一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分布着崇山峻岭和丘陵沟谷，加之此地阴湿多雨，因而草场广阔、牧草丰美，羌人本无到洮东游牧的必要。若再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记载看，当时在此地游牧的羌人人数很少，且很分散，尚未形成强大力量，史籍中亦未留下侵扰秦朝边地的记载。这说明当时洮西羌人根本上对洮东之秦，尚未构成实际上的威胁。从而，秦朝也无兴浩大工程以筑长城的必要。同时，这一地区内洮河的不少段落，在深险峡谷中流着，它确为一条天然屏障。除严冬季节洮河部分河面结冰可行人外，其它时间均难以逾越。若再联系秦从河到榆树中“临河”筑四十四县城、而未在洮河之东筑城情况分析，匈奴是秦防御的重点，而羌人则不是防御重点。据此可断定，秦当时仅用天然屏障洮河和洮河以东的狄道（今临洮）、临洮（今岷县）二县城，就能防御羌人了。这就是说，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今甘肃岷县境内，当时本来就没有修筑过墙垣连绵不绝的长城，而是“因河为塞”，从而无万里长城首起地遗迹可寻就成为必然的了。

  注：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文章出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

［1］ 部分学者把战国秦昭王时代所筑长城和秦始皇时所筑万里长城统称为“秦长城”，这种称法明显不妥，也无助于秦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地问题的探讨。本文以为，蒙恬所筑长城的科学名称应是“秦始皇万里长城”，省称“秦万里长城”。

［2］ 孙益民、王楷：《秦长城起于今临洮而非岷县》，载《兰州青年报》1981年11月20日第3版。

［3］《史记》正义“迁之于临洮郡”之“郡”，是隋朝和唐初设于今岷县等地区的郡级政区名。不过，张守节在此搞错了秦迁赤狄所至“临洮”的地理方位，因为秦王政八年后，在今临洮县等地置了狄道县，这充分说明，秦迁赤狄所至的“临洮”不是具体指今岷县，而是指今临洮。

［4］ 王宗元、齐有科：《秦长城起首地—“临洮”考》，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5］（唐）李泰撰《括地志》，首倡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首起“岷州”说。

［6］ 吴礽骧：（战国秦长城与秦始皇长城），载《西北史地》1990年第2期。

［7］ 劳干：《释汉代之亭障与烽隧》，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

［8］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烟：《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页378。

［9］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

［10］陈守忠、王宗元：《甘肃境内秦长城遗迹调查及考证》，载《亚洲文明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39-140。

［11］《甘肃日报》1986年3月19日第1版。

［12］吴礽骧：《战国秦长城与秦始皇长城》，载《西北史地》1990年第2期。

［13］陈守忠：《陇上秦长城调查之二——静宁至华池一段》，载《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10月增刊。

［14］《哥舒歌》文为：“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15］王秉钧等：《历代咏陇诗选》，页41；王昌龄：《塞下曲》注③云：“`临洮”，秦置临洮县，唐置洮阳郡，以临洮水得名，郡治在今甘肃省岷县。”

［16］景生魁在《岷县秦长城遗址考察》一文（载见《丝绸之路》1996年第2期）称：岷县“茶埠乡隔河有秦长城迹象者二：一是杏树崖对面低西村背后山梁土有大滩，滩中存残垣断壁，高两三尺，长50米，形似城墙根基；二是茶埠对面的西京里傻拉沟池弯梁右侧山坡上，有高10米、长50米的墙形直壁，壁上不生草，呈土红色。”若从岷县为多雨地区情况考虑，时经两千多年之久的秦万里长城遗址，仍保持如此规模，确属难以置信，故不足作为秦在今岷县境内筑过万里长城墙垣的实物证据，也无法据此否定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因河为塞”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