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岷州广仁禅院碑》看河陇吐蕃佛教文化的特色

任树民

　　北宋初期，居于河陇地区（泛指河西及陇右地区，相当于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包括河西走廊与湟水、洮水、岷江流域）的吐蕃部族仍然是族种分散，不相统一，“大者数千家，小者数百家。”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前录》说：“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宋）始衰，今河、秦、邈川、青唐、洮以及阶、利、文、政、绵、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吐蕃）遗种也。”这里的吐蕃佛教文化，历史底蕴厚重，自唐及五代以来，融西域佛教、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于一体，故而独具风貌，特色鲜明，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末叶圣师高徒的荟萃之地。由于河陇蕃部地方政权的崇佛重僧和宋王朝的大力扶持，寺庙林立，浮屠突兀，僧侣接踵，呈现出一派昌盛气象。《岷州广仁禅院碑》就是其昌盛氛围的历史见证。

　　《岷州广仁禅院碑》（以下简称（岷州碑》）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八月十四日落成，高六尺，宽三尺，碑额高宽均为一尺八寸。额名曰《敕赐岷州广仁禅院记》。为了读者参阅解析便，兹将碑铭全文抄录如下：

　　新修岷州广仁禅院记

　　奉议郎权发陕府西路计度转运副使公事兼劝农使轻车都尉供紫王钦臣撰。

　　奉议郎充都大经制熙河兰会路边防财用司勾当公事赐徘鱼袋周书。

　　奉议郎权通判崛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绊王彭年篆。

　　王师既开西疆，郡县皆复，名山大川，悉在封内。惟是人物之未阜，思所以繁庶之理；风俗之未复，求所以变革之道。诗书礼乐之外，盖有佛氏之道大焉，乃敕数州皆建佛寺，岷州之寺曰广仁禅院。于是，守臣为之力，哲僧为之干，酋豪为之助，虽经历累岁而数百区之盛若一旦而就。初，前守种侯度爽垲之地于川之西南，背山面川，规可以容数百区之广，以为不如是之宏大，则不足称佛宇之尊；今守张侯谓经营之既久，而恐勤者有惰，日加戒促，以底厥成功。

　　初，岷州之复也。诏以秦州长道、大潭二县隶之。长道有僧曰海渊，居汉源之骨谷，其道信于一方，远近归慕者众。州乃迎海渊以主其事，其道勤身以率下，爱人而及物，始至则程其力之所及，必使力胜其事；事足其日，又有药病咒水之术，老幼争趋，或以车致，或以马驮，健者则扶持而至，人大归信。

　　郡之酋豪曰赵醇忠、包顺、包诚，皆施财造像。荆棒剃而宫殿巍然，门扉辟而金人焕然，次则范钟以鼓其时，藏经以尊其道，徒有常居，客有枚舍，储峙有廪，涓洁有庖；最其凡四百六十区。其众瞻于高山大川，深林巨郭之际，来者趋，过者下，咸曰：壮哉，吾土之未尝有也，吾昔之所谓佛居而持其教知为口矣。

　　岷州，故和政郡。通吐谷浑青海塞，南直白马氏之地，大山重复以环绕，挑水荡橘于其中，山川之胜，可以言天下之壮伟。前日之颓垣废垒，今雉堞楼橹以卫之；前日之板屋聚落，今栋宇衢巷以列之，又得佛宫塔庙以壮其城邑，凡言阜人物，变风俗者，信无以过此也。

　　西羌之俗，自知佛教，每计其部人之多寡，推择其可奉佛者使为之，其诵贝叶傍行之书，虽侏离鸯舌之不可辩，其音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又有秋冬间聚粮不出，安坐于庐室之中，曰坐禅，是其心岂无精粹识理者，但世莫知之耳。虽然其人多知佛而不知戒，故妻子具而淫杀不止，口腹纵而荤酣不厌，非中土之教为之开示提防而导其本心，则其精诚直质且不知自有也。

　　传曰：用夏变夷，信哉其言乎。恭惟圣主之服远也，不以羁縻恍忽之道待其人，必全以中国法教驭之。故强之并弱，大之凌小，则有甲兵刑罚以威之；擅山泽，专障管，则或赋或禄又易之，鸟兽惊散，则文告期会以束之；闲田沃壤，则置兵募士以耕之；书劳告勤，则金帛爵命以宠之；争讼不决，则置吏案法以平之；知佛而不知戒，则塔庙尊严以示之。日计之不足，岁计之有余，必世而后仁，尽在于是矣。

　　元丰初，予以市国马数至其郡，见海渊首其事，其后继之，则见其功之半；今年遂自来，告其功毕，请予记其终始。予谓海渊既能信其众，又能必其成，复能知其终，必以示后皆非苟且者，乃为书之。七年八月十四日记。

　　皇城使持节嘉州诸军事嘉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知岷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兼管内挑东沿边安抚司公事骑都尉清河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张若纳立石。

　　荔非恭刻字。这通长达千余字的《岷州碑》，其内容涉及到北宋王朝经略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和宗教等一系列施政方针。这里我们只重点研究碑铭所载有关河陇吐蕃佛教文化资料，并从中得出如下几点具有特色的宗教风貌。

　　寺院林立，巍然壮观。河陇地区自唐末以来，素为吐蕃部族聚居之地，其众尊佛重僧，遂成社会风俗。《宋史、方技·僧智缘》：“蕃俗尊释氏而重僧”。《岷州碑》：“西羌之俗，自知佛，每计其部人之多寡，推择其可奉佛者使为之。”《松潘县志·土司》载：“番俗：兄弟三人必有一人为僧，四人则以二人为僧。”河陇地区本羌族所居之地，故宋人惯呼当地吐蕃为“西羌”。上述资料表明河陇地区的吐蕃佛教流传悠久，僧侣人数几达部落男性人口之半，其出家欲为僧者须遵循约定俗成的传统，即经过僧俗头人的“推择”筛选后，方可正式剃度为僧。蕃僧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他们除充当首领、贡使、统兵作战、裁决军国大事，还起草文法、调解诉讼和垄断文化教育。因此，北宋王朝对蕃区的宗教活动采取倡导与扶持的政策，借此以笼络蕃部民心，安辑边陲。《岷州碑》曰：“王师既开西疆，郡县皆复，名山大川悉在封内。惟是人物之未阜，思所以繁庶之理；风俗之未复，求所以变革之道。诗书礼乐之外，盖有佛氏之道大焉，乃救数州皆建佛寺，岷州之寺曰广仁禅院。”熙宁六年（1073年），宋军攻占熙、河、洮、岷等六州，幅员三千余里，招抚大小蕃部三十余万帐。如何经略新占领区，宋王朝就把目光转向“以蕃俗妄佛，故以佛事怀柔之。”遂敕数州皆建佛寺，一时间塔庙破土而起，遥相呼应，交互辉映，佛事活动颇为壮观。新建寺院，其门额名称皆由皇帝亲笔所赐，故汉蕃僧俗以为荣，称禅院为“御书院”（参见拙作《北宋西北边疆质院、御书院略考》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1998年1期）。熙宁五年十月，宋神宗御书赐熙州新建佛寺为“大威德禅院”。熙宁六年，“赐熙州新修东山禅院曰慈云”。元丰七年，赐岷州新置寺名曰：“广仁禅院”，给官田五顷，岁度僧一人。从《岷州碑》铭看，由官方倡议修建的众多佛寺，其主持人皆为德高望重的高僧，即“哲僧为之干”。岷州广仁禅院就是由汉原蕃僧海渊负责基建的。海渊为当地高僧，“其道信于一方，远近归慕者众，州乃迎海渊以主其事（指修建广仁禅院一事）”。新建佛寺的选址，多为商旅交汇的形胜之地。岷州广仁禅院就坐落在州西南的背山面川的“爽恺”之地（即明亮干燥的台源）。这里大山环绕，林木葱郁，间有洮水荡漾其中，风景秀美，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修建佛寺的资金来源大致有二。一是由政府专项拨款。《续资治通鉴长编护》下简称《长编》卷239载：熙宁六年，北宋王朝“赐秦风路缘边安抚司钱一万乡缗（一缗为一千文）与镇洮军建僧寺”。二是当地蕃部酋豪捐钱出力。《岷州碑》说：“酋豪为之助”，“郡之酋豪曰赵醇忠、包顺、包诚，皆施财造像。”赵醇忠，蕃名巴占角，木征之弟，唃廝啰之孙，降宋后赐姓名为赵醇忠，乃岷州蕃部酋豪。包顺，蕃名俞龙坷，率部十二万余口归顺，因慕宋名臣包拯大名，请求赐姓名为包顺，其兄瞎约亦赐姓名曰包约，兄弟俩皆为岷州酋豪。这些当地酋豪是寺院最大的施主，给以人力、物力的资助，并斥巨资塑造金身佛像。据《岷州碑》所载，新造佛寺禅院务求巍峨“宏大”，否则“不足称佛宇之尊”。其次，宏伟壮观的寺院和凝重肃穆的佛尊，还可起到潜移默化的示教作用，使知佛不知戒的僧侣们洗面革心，自觉遵守佛界的清规戒律。正如《碑》曰：“知佛不知戒，则塔庙尊严以示之。”大凡新建佛寺气宇轩昂，叹为观止。《岷州碑》曰：“荆棒剃而宫殿巍然，门扉辟而金人唤然，次则范钟以鼓其时，藏经以尊其道，徒有常居，客有枚舍，储峙有廪，涓洁有庖；最其凡四百六十区。”广仁禅院巍峨风光，耸立于郁郁丛林中，灵气洋溢于清空，钟声回荡于旷谷。大殿内金身佛尊，光彩焕然，肃敬之意，油然而生。寺内供佛大殿居中，环卫以排列有序的屋舍，计四百六十区，有僧徒常住之居所，有商旅及游人憩息之旅舍，有藏经之楼阁，有储备器物之仓廪，有饮食之灶房和涤污之卫生间。壮哉，俨然自成一个独立的宗教王国。大率广仁禅院的建筑风格，当是蕃区寺院的一般模式。与岷州广仁禅院相媲美的有青唐城（今西宁市）西郊的大寺院。宋人李远《青唐录》说：该寺庙“广五六里，绕以周垣，屋至千余楹。为大像以金涂其身，又为浮屠十三级以护之，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城中之屋，佛舍居半，惟国主殿及佛舍以瓦，余虽主之宫室，亦土覆之。”“楹”，为计算房屋的单位，一列为一楹。这座大寺院，围墙周长五六里，寺内殿堂屋宇多达千余排，每排按三屋计算，则有三万余间。大殿屋顶，以瓦覆盖，殿柱均加彩绘。殿内大佛像，高数丈，或镀以黄金或纯金雕铸，饰以璎珞，覆以羽盖。铺臣高僧于佛像两侧议决军政大事。护拂浮屠，饰以金箔，高耸云霄。寺院规模之大，僧侣之众，装饰之华丽，着实令人咋舌。至于唃廝啰地方政权之都邑青唐城内，一半房屋为佛舍，皆为瓦屋，只有国主朝见群臣的殿堂，方可与佛舍等贵贱，余皆为土屋。孔仲平《谈苑》也说：“惟以瓦屋处佛”。可见缘边吐蕃如此尊佛重僧。公元1101年，宋将王瞻攻取青唐城，将寺内三尊带珠子、璎珞的金佛，用骆驼载出蕃境。凉州（甘肃武威）六谷吐蕃亦广建寺院，修缮旧寺庙，使之焕然一新。凉州大云寺东北隅有宝塔，城内有七级木浮屠，蕃部惜之如生命。佛寺浮屠还是吐蕃人起事联络的信号，当他们聚众反抗压迫时，在塔上涂以白灰，作为呼应的暗号。

独特的坐禅诵经。《岷州碑》说：“其诵贝叶傍行之书，虽侏离舌之不可辩，其音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又有秋冬间，聚粮不出，安坐于庐室之中，曰坐禅，是其心岂无精粹识理者，但世莫知之耳。”《青唐录》也说：吐蕃僧人“好诵经”。禅宗入藏约在八世纪以后，河湟地区的蕃僧这种独特的诵经、坐禅方式，显然是受汉地禅宗北宗的影响。禅宗南宗不持戒，不坐禅，而重义学；北宗则重禅学，即坐禅。河湟地区长期在北朝统治下，故而多受禅宗北宗的影响。“侏离”一作“兜离”，是我国古代西部少数民族的音乐，形容语音难辨，故称侏离之语言。“舌”，指鸟的叫声，形容语言难懂。蕃僧用自己的民族语言，长久而清朗响亮地诵经不辍，其悦耳动听的声音犹如高山流水而不止。西部地区，秋风凛冽，寒冬朔气刺骨，蕃僧囤粮不出，静坐于小屋之中，潜心思虑，谓之坐禅，时在秋冬间。

　　独具风采的融合型佛教文化。河涅地区是西南民族走廊的桥头堡，也是丝绸之路一个重要支路——青海路的起点地带。《岷州碑》说洮、岷二州“通吐谷浑青海之塞，南直白马氏。”这里本是古代羌人的故地，到南北朝时期，又是吐谷浑（鲜卑族的一支）国的领地，一直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集散地之一，同西域与内地的关系极为密切，西域及内地的佛教文化势必影响到河湟吐蕃佛教。及至宋代，这一影响所起到的渗透、融合的作用，迅速加快。这一融合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差异。从寺院外观形景看，河湟（湟水、洮河等流域）吐蕃佛教寺院的建筑布局，佛像造型及饰物，无疑受到内地佛教的濡染。至于寺庙的题名，僧侣的服饰、法名和师号，完全以内地佛界为模式，形与神趋于一致。自宋神宗“敕数州皆建佛寺”后，《长编》卷481说：接踵拔地而起的一座座宝刹，都饰以从内地赐予的金箔、金银、珠子、璎珞、彩绢和蕃僧所服袈裟、法名、师号及寺庙称谓，皆由宋王朝赐予。青唐吐蕃国主阿里骨，为装饰佛寺，经常派使臣赴宋求赐金箔。《长编》卷138载：宋王朝赐渭州崆峒山慧明禅院院主法淳紫袍（袈裟），号志护。《宋史·吐蕃》：宋真宗赐六谷蕃僧蔺毡角紫方袍。《长编》卷76：宋真宗赐西凉府僧官刺卜萨木丹紫方袍。赐径原掌事蕃僧哩硕琳布齐等四人紫方袍。司马光《涑水纪闻》：宋王朝赐给青唐吐蕃国主角厮罗前妻李氏紫衣、师号和法名。《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四：宋王朝“赐紫衣僧阑毡结逋、首领紫衣僧沈遵各紫衣三件，银器五两，衣着十匹。”由此可见，身披紫色大袈裟（紫方袍）的蕃僧，尊号曰“紫衣僧”，或曰“紫方袍师”，为蕃部宗教领袖。他们的衣着饮器多由朝廷赐予，其外表形神无异于内地僧侣，除非从语言上方可辨认孰为蕃僧孰为汉僧。然而从佛教内在底蕴看，河陇吐蕃书写经文的“贝叶傍行书”，“侏离鹅舌之不可辩”的语音、独特的诵经坐禅方式和“知佛不知戒，故妻子具而淫杀不止，口腹纵而荤酣不厌”而漠视佛门戒律的诸现象，“非中土之教为之”，仍承传着藏传佛教的特色，而迥异于内地佛教。这正是吐蕃佛教后弘期密宗戒行废驰的反映。因此，宋王朝试图通过众建巍峨的“塔庙尊严”而“导其心”，使蕃僧们自觉遵守戒律，寡欲恬淡，清净自爱，潜心事佛。

　　政教合一已见端倪。寺院成为议政的庄严场合，权力的象征。紫方袍师是寺院的主事高僧，往往充当部落首领及贡奉使，还统兵作战，裁决军政大事，调解诉讼，垄断文化教育。僧尼享有死罪不杀之特权和通行不持证件，食宿皆由当地蕃民供应。李远《青唐录》说：青唐吐蕃国“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宋史·吐蕃》载：凉州六谷吐蕃地方政权首领厮铎督，遣派蕃僧蔺毡单为供奉使，宋真宗赐以紫方袍。蕃僧结吴叱腊，统管的“部账甚众”。《长编》卷514说：蕃部凡“为僧尼者例不杀”。青唐吐蕃国主瞎征，在宋军攻取遂川（青海乐都）后，瞎征见大势已去，遂偕妻“削发为僧尼，入城西佛舍，但欲逃死。”从而保全了性命。蕃僧李立遵，为青唐国论辅（宰相），娶蕃部十八女为妻，喜杀戮，专擅国政。《岷州碑》说：蕃僧海渊，“其道信于一方，远近归慕者众。”宋王朝以海渊威望重于一方，乃延请其人主持广仁禅院的基建工程，岷州酋豪纷纷捐献财物，使工程得以克期毕功。由此可见，主事紫衣蕃僧地位显赫，集神权与政权于一身，政教合一已见端倪。

　　揉杂有医家与道家色彩。缘边吐蕃部落没有学校教育设施，寺院是惟一传播文化知识的场所。北宋熙宁五年（1082年），宋王朝始在熙河地区官办蕃学（民族学校），招收蕃族贵族子弟入校学习。《长编》卷233载：“通远军宜建蕃学，令蕃官子弟入学。”一时在熙州（甘肃临洮）、河州（甘肃临夏）、洮州（甘肃临潭）等地出现新立蕃学。但到熙宁八年，北宋王朝因边防财务拮据，遂下令解散蕃学。《长编》卷274载：宋神宗下诏说：“熙河路兵食吏棒日告缺，而蕃学之设冗费为甚，无补边计，可令罢之，其教授赴阙，蕃族子弟放逐便。”蕃学仅存在三年而中途夭折，寺院依旧垄断教育。因此，寺院的紫衣高僧有条件研读藏传医典、西域及内地医药学，能为当地民众诊疾医病，备受爱载与推崇。此外，蕃僧还受由来已久的传统巫术的影响，也用诅咒、神水（符水）来驱鬼降妖，消灾邀福，为贫病交加的蕃民所信赖。《岷州碑》载：“长道（地名，在今甘肃礼县境）有僧曰海渊，居汉原之骨谷，其道信于一方，远近归慕者众……又有药病咒水之术，老幼争趋，或以车致，或以马驮，健者则扶持而至，人大归信。”蕃僧海渊，不仅情操和佛法名重于一方，而且能用草药兼咒术为当地蕃民医疗疾病，远近求医者络绎不绝，车马相望于途，“人大归信”。从宋、元文献看，蕃僧的诅咒、秘方、异能对内地宗教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宋王朝对河陇吐蕃佛教文化的宽容与扶持，蕃僧往来于内地，从而加强了汉蕃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无疑内地与缘边间的宗教文化有所渗透与濡染。蕃僧的符水（神水）消灾法，显然受道教神仙化的影响。唐、宋以来，由于统治者崇尚道教，使其蒙罩上神秘的面纱，道士完全神格化，他们以法术符水为人治病，或驱鬼召神。蕃僧海渊的“咒水之术”，即是道士的符咒符水之术的袭用。宋人陆游《老学庵笔记》说：“道士以法符水为人祈攘，且善逐捕鬼物，出入禁内。”内地出现的“神僧”和“异僧”，就是蕃僧的影子。王侯将相、豪门望族纷纷结交这些习染有蕃僧法术的“神僧”，来为其预言祸福禄寿。及至蒙元时期，因蒙古贵族崇信藏传佛教，藏区与缘边蕃僧川流不息地涌入内地。他们出入皇宫，交通王候，涉足官场，控制寺庙，内地佛教大有“胡化”的趋向。张养浩《归田类稿》卷2《时政书》载：“臣见今释、道二氏之徒，畜妻育子，饮醇啖腴。”郑介夫《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门》载：“朝廷另立宣政院、道教所，以其弃俗出家，非有司所可统摄也，而乃恃宠作威，贿赂公行，僧道词讼数倍民间，如奸盗杀人不法之事，彼皆有之矣!”由此可见，宋元时期是河陇吐蕃佛教与内地佛教大交流，大渗透，大融合的时期，各具区域性鲜明特色，而《岷州广仁禅院碑》则是研究这一特色的珍贵实物资料。

　　作者简介：任树民，男，汉族（1938-），西藏民族学院老十部科，教授，研究力向：西北民族史，尤其重视吐蕃边缘文化史的研究，发表相关论文60余篇。